人生來到這個世界，生命便不再是個體，心若向陽，花自會開。我們活著的意義，應當是在應該努力的年華不虛度光陰，在正直的年紀不趨炎附勢，在憐愛的時光能仁愛善良。
讀了余華先生的小說《活著》許多次，每一次都被跌宕起伏的劇情感染，此時，我仿佛走進了那個動蕩年代的世界，時而化作失去親人的福貴，時而化作命運坎坷的家珍，時而化作人生苦短的鳳霞，以至于我常常思考著人活著的意義。真正的人生應當是為了更好地活著，在今天接著明天的日子里，卸下迎合的疲憊和偽裝，敢歷經千萬次拼搏，才能活出更好的人生。當下，多少人習慣了優質的生活，而忘了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艱辛，當黑夜來臨時，卻經不起風吹雨打。這不禁讓我想起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，生活在延安北部城隍梁這個小村莊里的蓋芳。
城隍梁這個似乎被世界遺忘了的蝸居在黃土高坡深處的山村，不過十幾戶人家，祖祖輩輩在這里扎根勞作過活，這里的春耕秋收，是最簡單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然而，蓋芳的到來，打破了城隍梁百十年的寧靜，狠狠的把所有人為了活著的“頑固”信念鞭撻一遍。初來村里的蓋芳容顏嬌美，身材纖細，與那個年代的農村人截然不同，穿著更像是城里的大姑娘，渾身上下少了些陜北農村婦女特有的壯實感，她是哪里人已沒有人說得清楚了，只是聽婆家說是遠房親戚介紹的，后來母親偷偷告訴我，蓋芳其實是從人販子那里買來的。由于身子較弱，家中的農活她幫不上忙，兩年時間沒有生個一兒半女，惡毒的婆家先是嫌棄，后來感覺養了個閑人，開始不給飯菜吃，后來又對她拳打腳踢，最后把她趕到附近一間沒有門窗的破窯洞里，沒有被褥，更沒有吃喝，曾經試圖逃跑的她多次被婆家抓回來毒打。因為她一腔嘈雜的外地口音，阻隔了與村里人的距離，母親還記得那時的蓋芳曾“嘰里呱啦”地說了些數字，但村里沒一個人聽明白她說的數字到底是多少，以至于她的數次求救都被村里人“熟視無睹”。
求助無果的蓋芳在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摧殘下，終究是瘋了，不僅蓬頭垢面，還經常胡言亂語，村里人怕她發瘋打人，便像是躲瘟疫一樣躲得遠遠的。后面的日子，蓋芳常常偷跑到別人家院子里順走別人家院子晾曬的衣服，跑到豬圈里與豬搶食，雖然那個年代誰家都不富裕，但還是有人偷偷給她塞些食物，為了活著，她當起了“豬狗”。當初的我不明白人怎么可以活到如此卑賤，甚至不如養在豬圈里的豬仔，豬仔至少可以每天吃幾頓豬食，而她卻總是食不果腹。
母親常說我那時剛能記事，看到初到村里的蓋芳，嚷著要娶她當媳婦，看著后來的她“邋遢”的樣子，再也沒有提過娶媳婦的事了。我無數次回憶，卻總想不起來蓋芳初來城隍梁時的模樣，腦子里只剩下她恓惶地裹著爛布與豬搶食，在破窯洞里與老鼠蟑螂為伍的畫面。
也就三兩年的光景，蓋芳在一個冬天結束了她短暫的一生，她是被活活凍死在沒有窗戶的破窯洞里的。我想不出她在死之前能看到什么，是香噴噴的紅燒肉？是燒得暖烘烘的土炕和厚厚的被子？還是她記憶里殘存的親人向她招手，一切都不得而知了。比起《活著》里的福貴的人生，蓋芳更加不幸，那時的她也曾想著逃跑，她也想著吃飽穿暖，也曾向眾人求救，然而罪惡的婆家人，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思想讓她像一滴水滴入大海一樣毫無波瀾，最后裹著破草席無聲離去。
母親一輩子沒走出過黃土高坡，大字不識一個，更不會給我講大道理，只是常跟我講起蓋芳死的時候的凄慘情形，一直叮嚀我要心存善念。她說：“咱們都要好好的，沒本事不怕，但是要心善，起碼身邊不能有第二個蓋芳。”當初的我不明白，總覺得這個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蓋芳，一個人的悲慘豈可涵蓋世間的溫暖？直到工作后我才明白母親所講的真正含義，其實，每個人都想好好地活著，只是多數人活得不盡如人意罷了，每個人的命運截然不同，都是為了活著，有的人活得卑賤，有的人活得平淡，有的人活得富貴，有的人活得跌宕起伏，不管是茍延殘喘地活著，還是剛正不阿地奮斗，又或者是生來富貴的幸運，活著的權利是平等的，尊重別人活著，自己才能更好地活著。
作為喜歡用筆記錄人生的我，愿意用筆抒發感情，把筆變成一把鋒利的刀，刺破黑暗的帳幕。活著的人生，唯獨不可或缺的是把信念與仁愛、尊重與友善裹進歲月這臺時光機里，在歷史的長河中流淌，這是我信奉活著的意義。（煉鋼廠 薛生旭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