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參加了工作就再沒有見過老王，閑暇之余，常會想起他住在村里唯一的土窯洞里，說是窯洞，只是門上安著個巴掌大窗戶的土洞，炕上擺著小紅桌，桌子上擺放著小賣部里最廉價的酒，沒事的時候托著他背上的“大疙瘩”，在旁邊破草棚里，拾掇從旁邊鎮子上撿來的塑料瓶和破紙箱。
和老王認識的時候，是在一個夏天的午后，我把附近的幾個塑料瓶撿到一起，看到老王來了，給了他，并遞上一瓶裝水，便不緊不慢地聊了起來。我是刻意接近他，因為在整個村子里，老王是單獨的，不合任何人打交道，是村民眼中的異類，沒有一個朋友，只知道當年政府搞土地改革時，他被分到了我們村。
一來二去的熟絡了，我成了老王在村子里唯一的朋友。聽老王說，他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，落下了背上的駝峰，上學時老被同學嘲笑，沒上幾年學就輟學在家。父母在“文革”中被關進牛棚，自殺死了，因為他是殘疾，算是躲過一劫。“文革”結束不久后，趕上了土地改革，便隨著來到了現在的村子里。當我問他為什么不成家時，他搖搖頭說：“那個年代，能下苦，能種地，才能娶到婆姨，向我這樣的，沒人會跟著來的。”政府給老王分的五六畝地，平時收成一般，現在老了，很多地都種了樹，只留下離家近的一小塊地種點蔬菜。平日里政府給的養老金、“退耕還林”的錢，都存了起來，本來也夠花，但還是天天都見他在鎮上撿塑料瓶和廢紙箱。
我問老王，是不是攢錢給自己買棺材。他總說，死了以后有政府，現在的社會好了，政府不會放手不管的，錢都買的吃了大魚大肉了，我很好奇為什么他吃那么豐盛還是干瘦干瘦的。有一天買了一瓶一百多塊的酒，和老王坐著對飲，對于他最廉價的酒我是喝不慣的。門外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，在門上往里瞅，我們兩人叫小姑娘進來，經過一番“盤問”，小姑娘才慢慢道來。原來小姑娘是四川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，自初中起，老王就一直資助著他上學，現在大學畢業了，找了還算不錯的工作，如今是來看望這個資助她的人。小姑娘親切的稱呼老王“干爸”，還二話不說的給老王洗起來衣服。
在我偷偷的“威逼利誘”下，老王終于說出來實情，原來十多年，他一直資助著五六個孩子上學，平日里撿點廢品，政府的補助，都攢下寄都給了他們。老王告訴我，他無兒無女，要錢也沒什么用，能幫一個算一個吧，當年自己耽誤了，不能讓可憐的娃娃們再耽擱了。我突然感覺，我一百多塊的酒沒有老王最廉價的酒好喝。平日里我們覺得自己多高尚，此刻誰又能比得上老王？
記得那次小姑娘沒地方住，而老王又只有我一個朋友，老王便乞求我讓住我家，我家還是有不少空房的。小姑娘告訴我，她“干爸”每個月都寄給她兩三百，才能使她順利讀完大學，一生最要感謝的人就是他。當我告訴她，老王總共資助五六個孩子的時候，小姑娘默默地擦起眼淚。誰能想到村里最窮最不起眼的駝背老王，實際上是最“富有”的人呢？人生在世，并不是高調地做慈善就是善人，最難得可貴的是窮人幫助窮人。（煉鋼廠 薛生瑞）
